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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法律上决定同性恋者是否有权缔结婚姻这种在人类社会中包含爱、忠诚与责任的最深刻的结合形式，从而维持和发展其共同的生活，是否有权通过缔结婚姻而受到国家、社会和其他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是否有权享有异性恋者所享有的国家给予婚姻的各种福利，同时，如果承认同性婚姻权也需要在法律上界定它与其他基本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

⑤江玉桥、梅扬：《行政任务外包的正当性及相关纠纷解决》，《中州学刊》2014年第4期，第57页。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等。

例如，在法国，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指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⑦英国学者达霖•格里姆赛与澳大利亚学者莫文•K.刘易斯从公私合作入手，解释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私营实体参与或提供基础设施的形式。虽然在西方国家传统行政法中，定位行政主体概念的重心在于行政权力，然而，这一重心早已随着行政法治的变革和公共治理理念的兴起猝然挪移。在其现实意义上，我们都知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行政行为仅仅是履行行政职能、达成行政目标的一种方式，而非全部。鉴于司法的谦抑性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改已成定式的前提下，指望通过扩大受案范围来拓展司法审查空间的思路，已难有作为。

从逻辑意义上而言，行政职权包含职权配置、运行、救济等三个渐次递进的环节。这种范式未能涵摄所有行政行为而饱受诟病。参见薛刚凌：《多元化背景下行政主体之建构》，《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第5-13页。

就其法律意义而言，行政行为论是以形式行政为逻辑基点的学说，其必然的推论即形式法治。如此，行政法学之面相则可描述为：立基于由行政行为与非行政行为双核构造的行政方式这个中心，其前溯之行政主体被类分为行政行为主体和非行政行为主体，其后溯之正当性评价则被植入实质审查、合理考量、情势判断以及软法治理等元素，形成行政正当的立体化评价模式。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第86-89页。应松年教授将行政主体界定为依法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代表国家独立进行管理并独立参加行政诉讼的组织。

政府侵权应当给予救济，这一合乎人类一般正义观念的命题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则所谓归缚本意，即针对学界对舶来的行政主体理论的误解，有学者提出有必要正本清源，用行政主体理论本初的意思来矫正这种误解。

(2)所谓连贯性，意指由一系列行政方式连锁构成的行政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次第延展体系，其中前一个行政方式构成了后一个行政方式的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者颠倒环节次序，均意味着行政过程的断裂或者错乱，也意味着行政的失败——不管是断裂的抑或是错乱的行政过程，均殊难达成预设的行政目标。例如，以朱维究教授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曾提出以行政过程论重构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主张。实质上公共治理的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容纳的过程……其中，公民是容纳者，政府及其政策是被容纳者。(26)沈岿教授认为，既然当前行政主体理论范式的基本价值已经出现缺失现象，并且无法通过简单的修补可以找回，那么就有必要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在现有体制下，我国的司法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形式法治并不寻求就法律的实际内容做个性的判定，他们不关心在那个意义上法律是善法或者恶法，条件是它们符合于法治的形式规范。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基于行政行为中心论所构建的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高度重叠，主要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其依据主要是硬法，即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其法理有三：(1)不管如何拓展行政诉讼的合理性审查范围，行政诉讼之于行政合理性控制的空间终归有限。(26)其理由在于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的行政主体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是行政分权制度，即以地方分权和公务分权的方式下放于其他公务法人。

(21) 三、如何挪移？ 在学术史上，有关知识体系化的开放性建构，始终与法学研究相伴而生。包括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

基于此理念，为尊重围绕行政行为中心论所建构的法律制度和知识体系，行政法学立论中心从行政行为向行政方式之挪移遵奉改良主义路线，即在保全原有的体系架构和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嫁接新知识，渗入新理念，实现内涵式扩容和知识更新——挪移之后，仍呈现一个中心(行政方式)和两个基本点(主体和救济)的总体格局。(24)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政法论坛》1988第6期，第68页。(三)后溯基本点：正当性评价 基于行政行为中心论，以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为主导的合法性审查构成了我国行政正当性评价的基本范式。另有学者提出，可寻求与行政行为相平行的法学术语，例如行政相关行为、其它行政行为等。基于手段为目的服务的基本逻辑，任何手段都必须考虑是否为目的所必须，是否与所达成目的相匹配。如此，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行政主体都被严格地限缩为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而行政行为主体之外的主体，只要不是以行政行为履行职责的，不管其是直接履行行政职责的主体，抑或合作或者参与行政过程的主体，均被排除在外。

二则行政方式能够覆盖行政职权运行的整个过程。基于行政方式概念的整体性，本着有侵权必有救济之法理，除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之外，诸如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协商乃至行政上访等救济机制便可顺理成章地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

故此，除非有适当的制度对其施以规制，否则，理应给予充足的法律救济。据此，合法律性的行政，未必都是正当的。

(23)因此，行政法学立论中心向行政方式挪移之后，并不必要在主体理论上大动干戈，而仅对其本身之内涵和外延做合乎逻辑的调适。而体系与体系的前提在于构筑规范秩序与统一性的概念(22)。

(22)Karl Larenz,Methodenleh der Rechtswissenschaft,Heiderberg:Springer,1991,S.437. (23)章剑生：《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北方法学》2008年第6期，第68页。但是，无论是狭义型，还是广义型，抑或第三种思路，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行政行为并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同样，在此背景下，美国行政法学界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改变，如替代性行政观念的出现、替代性责任机制的形成、正当性评价的提出等。德国学者何意志教授曾评论道：中国行政法的特征之一是下令成风，而不重视合作是行政活动的重要手段。

这种范式未能涵摄所有行政行为而饱受诟病。在反思行政行为中心论之初，行政法学者大都强调对行政行为概念的重新界定，以满足实践之需，其中最为显见者是狭义型概念和广义型概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行政法中所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今支配中国行政的实践。其中，最为显见者就是协商—合作模式——通过扩大不同利益代表的参与，实现社会公共治理。

⑤这种现象在城市公交运营、城市环卫服务以及城市公共设施维护等诸多领域早已屡试不爽。参见莫于川：《非权力性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84页。

所以，一切行政手段除非能够直接划归为行政行为，或者通过解释纳入行政行为范畴，否则，就当然地被排除在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对此，如前所述，众多学者选择后者，并试图引入行政过程、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决定等理论重构中国行政法学体系。政府职能逐渐从全能转向有限——打破职能垄断，实现公私共享。(14)作为法律用语，行政行为的内涵与外延是比较明确的，至少它没有留给学者们漫无边际的解释空间。

参见沈岿：《重构行政主体范式的尝试》，《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第39-50页。至于究竟选择怎样的方式，则以适恰性为原则——适恰性可以涵摄科学性、民主性、便捷性等多重变量。

(一)一个中心：行政方式 基于前文分析，所谓行政方式意指公共行政主体(行政主体非传统意思)为达成特定治理目标而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活动及其过程的总称。(27)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9-42页。

在当前行政法治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这种狭隘的单一主体观，既不符实，也不合理。所谓非权力行政方式，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不具有强制命令性质的非权力作用性的行政活动方式。